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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里的环境教育

时间:2023-11-01 11:20来源:环境教育
导读:植物园承担着全民环境教育的重要功能。本期栏目围绕“植物园里的环境教育”这一主题,邀请国家植物园科普馆副馆长、高级工程师陈红岩,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翟...
       本刊记者/李平沙 杨锦萌
       编者按:植物园承担着全民环境教育的重要功能。本期栏目围绕“植物园里的环境教育”这一主题,邀请国家植物园科普馆副馆长、高级工程师陈红岩,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翟俊卿,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赵金丽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讲好中国植物故事,提升公众生态素养
    《环境教育》: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的大国,建立国家植物园体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创新性实践。您认为植物园应具备哪些基本 功能?目前中国植物园建设面临哪些突出问题和挑战?
      陈红岩: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是 2022 年4 月 18 日正式揭牌,揭牌之初就对国家植物园的功能进行了定位,国家植物园是以开展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为主,兼具科学传播、园林园艺展示和生态休闲等功能的综合性场所,是国家植物多样性保护基地,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文化、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国务院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的批复中,也对国家植物园提出了要求,要体现国家代表性和社会公益性、要统筹发挥多种功能作用、要讲好中国植物故事, 彰显中华文化和生物多样性魅力,要建设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这些要求也与国家植物园的功能相互对应。中国植物园的建设,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比西方动辄上百年的植物园,我们的植物园都很年轻,而且没有经历过西方 18 世纪、19 世纪全球植物大搜集的充实和强化。国家植物园是我国目前收集植物种类最多的植物园,目前收集植物种类约有 1.7 万种(含种下单元),但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植物园邱园收集的植物种类已经超过 3 万种,这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会逐步地缩小,根据国家植物园的规划,预计2035 年将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目标,引领世界植物园行业发展。我们就像茁壮成长的树木,一定会随着时间慢慢长成参天大树。


陈红岩老师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课
堂上。
 
       翟俊卿:植物园是以科学研究、保护、展示和教育为目的,有记录地收集活体植物的机构,同时大多数植物园坐落于城市地区,是公众休闲游憩的重要场所,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总之,植物园通过强化人与植物之间的联结关系,增进人类福祉,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的永续共生。国家植物园体系强调的是在国家范围由多个植物园组成的组织结构和网络,这些植物园在国家层面上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植物研究、保护和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建立有益于保护和展示植物多样性,促进科学研究和教育,并推动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从宏观层面统筹植物园多重功能有效发挥作用。
       根据中国植物园联盟的统计,我国共建有植物园 162 座,步入快速建设和稳步发展阶段。虽然目前我国植物园数量庞大、保育物种丰富、自然环境优美,但是面向公众的教育水平却不高。首先,园内导赏系统不健全,解说牌形式单一,大多仅提供植物的拉丁名和相应的引种信息,不能有效地吸引访客;其次,科普讲解员水平参差不齐,讲解内容多以博物知识为主,难以唤起访客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和行为;最后,教育活动多以课堂教学或科普宣传为主,活动过程缺少探究性和启发性,访客的参与度有限。因此,在完善植物园硬件条件的同时,更应该加大对软件方面的建设力度,尤其关注对植物园科普服务和公众教育部门的能力建设,让植物园真正成为提升公众生态素养的主阵地。
       赵金丽:我认为当代的植物园(特别是具有国家、区域代表性的综合性植物园)应具备以下 5 个方面的基本功能:植物多样性保护(迁地保护为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园林园艺展示和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关于“中国植物园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这是一个宏大的议题。在此,我想谈两个人看法。第一,植物多样性保护是系统工程,从理念到行动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例如,植物多样性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其中,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 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是有机互补的。然而,我国现有的植物园分别隶属科技、教育、园林与城市建设、林业、医药等多个系统 ,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与统一发展,在不同空间与时间尺度上,如何实现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的协同创新,从而高质量服务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目标,是当前我国植物园建设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第二,公众普遍存在“植物盲(Plant Blindness)” 症状,这是植物园体系开展以植物为主体公众教育的重要挑战。何谓植物盲?顾名思义,植物盲或植物意识差异(Plant Awareness Disparity),即人们通常注意不到周边植物,认识不到植物的重要性,通常无法欣赏植物之美和其独特的生物学特征,认为植物比动物更低等。植物盲“症状”被认为是植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一个实质性障碍。因此,在当前生态文明与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背景下,以植物为主体,以削减植物盲——换言之,以提升公众的植物素养为主要目标,开发并制定适合我国公民的健全度量体系和指标进而指导教育实践,成为当前我国植物园界、教育界和政策相关部门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而这也是目前我们开展环境教育研究与实 践的重要方向之一。
创新教学形式,增强学习体验
    《环境教育》:传统植物园环境教育多以课堂教学和科普宣传形式,对受教育者吸引力不 大。从您自身研究及工作实践来看,植物园环境教育有哪些新理念和新方法?如何吸引广大公众积极参与?
      陈红岩:我们也确实在探索新的环境教育形式。目前主要有两方面工作:第一,更加细化不同年龄的受众,探索每个群体接受度最高的科普形式。比如低年级小学生、高年级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中年人、老年人等——不同年龄的人,面对着不同的社会压力、不同的生活挑战,这是他们对环境教育接受度的根源。我们由此开始探索:到底什么样的环境教育,能 让他们更好地应对社会生存的压力,那么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教育。比如,低年级小学生普遍存在从家庭过渡到学校的压力。围绕这一点,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自然享乐”科普游园活动,让家长陪伴孩子一起进行自然教育——由此让自然教育课程,成为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一个过渡带: 既要学习知识,又有家人的陪伴。但到了高年级小学生,他们的压力就逐渐转化为学业和特长的压力,这时社会要求他们要学业好,同时要有一定的特长。我们针对这种压力,就开展了“植物园里的自然观察课”,以探究实践项目、自然笔记、生物多样性调查等形式,开展相对有深度的科普教育活动,事实证明,孩子们的参与热情非常高,听课特别专注,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压力创造动力”。
       第二,工作核心确定为“中国植物故事”。一方面,这是国家植物园的核心任务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无论哪个年龄群体都喜欢“听故事”——“讲故事”也是吸引力最高、最好的科普教育形式。为此,我们做了一个全面梳理——“植物园里到底有多少故事”。主要发现了六条故事主线 :一是园艺故事线,中国是世界园林植物之母,故事太多了;二是生态系统故事线,国家植物园植物种类丰富,环境良好,为其他生物创造了良好的栖息空间,以植物为核心的生态网便悄然形成,故事非常多;三是红楼梦及古典文学植物文化主线,从红楼梦植物故事切入,扩展到整个古典文学中的植物;四是珍稀濒危植物故事线;五是古树名木故事线;六是药用及民俗植物故事线。以“讲植物故事”为切入点,我们就能将国家植物园的职能与提高科普活动吸引力紧密结合起来。
       翟俊卿:植物园中的学习是在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具体体验式学习,通过接触植物、观察生态系统,在实践中通过发现和解决问题来获得对植物学知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解。首先,植物园中的学习需要访客利用多种感官来增强学习体验,可以通过视觉展示、触摸和嗅闻植物、声音效果等多种方式,让公众以多样的感官参与,深入了解植物的特征、功能和其生活的环境;其次,运用游戏和竞赛元素激发访客的兴趣和参与度,可以通过植物寻宝、解谜活动、生态游戏等,使访客在游戏过程中获得植物知识、培养观察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再次,借助科技手段增强环境教育的效果,可以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手机应用程序等技术,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让访客通过科技工具与植物进行互动;最后,将植物园与社区紧密结合,促进社区居民参与和合作,如举办社区活动、座谈会和志愿者项目,与社区合作推动植物保护、城市农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议题。


翟俊卿老师在调研中。
 
       赵金丽:纵观全球及国内,植物园面向不同群体对象,开展的环境教育与科学教育活动已经很丰富,然而,如何有效、有吸引力地开展公众教育一直是教育实践者与研究者不断探讨的话题。以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下简称:版纳植物园)为例,我们开展的公众教育,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整体上跨学科吸收与融合。我们面向全年龄段开展的丰富活动,除了以生物的前沿科学知识作为载体,还在教学方式和方法上融合了环境教育(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科学教育、科学传播和旅游管理(如研学旅行)等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
       二是单项主题活动的策划设计是逐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循环过程。例如:自 2008 年开始,版纳植物园开展科学探究营,全国已经累计超过 1 万名中小学生参加。尽管多数营期只有 3 天,我们基于理论(如:计划行为理论、探究式学习理论)进行策划组织,经评估发现,在热带雨林真实的情境中,通过导师引导学生小组开展短期的科学探究活动,可显著提升中学生们想当科学家的理想,这为国内“研学旅行背景下的科学教育”提供了理论结合实践的有效模式,同时也为国际上科研学徒制的教学理论提供了新的洞解。在科学探究营的基础上,去年我们开启“雨林博物成长营”研学 2.0 品牌的创设,活动以体验式学习理论为基础,首次系统整合雨林博物主题(涵盖植物与民族植物文化、昆虫、鸟类、科学与保护等),推进研学体系建设(包括 LOGO 标识、文化衫与胸牌、课程、手册与证书、研学指导培训等),获得了国内亲子家庭、学生团体的积极参与与高度评价,下一步即将开展理论结合实践的评估工作。
        三是单个课程 / 产品设计应因材施教,具有一定的设计原则。例如:聚焦学生群体,我们需要根据儿童发展心理学及我国的教育体系,从核心教育目标出发,重点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与青少年,可围绕科学课程标准和劳动课课程标准,聚焦本土特色生物资源开展课程 / 产品设计。课程 / 产品不仅要有相应的教育学理论做指导,同时 要 做 到 SMART 原 则 , 即课 程 / 产品教育目标必须是具体的(Specific),教育效果是 可 以 衡 量 的(Measurable),教 育 效 果 是 可以实现的(Attainable),教育成效服务于总体目标 (Relevant),教育项目具有明确的截止期限(Time-bound)。
构建培训体系,契合学校需求
     《环境教育》:2020 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共同发布《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提出应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与学校教育需求的有机衔接。植物园实际上也是一座关于植物的“博物馆”,如何挖掘其丰富教育资源?怎样让其与学校教育体系相融合?
       陈红岩:这种衔接既有意义,又特别迫切。我们在工作中发现,这个衔接有一个关键点:教师培训。教师是学生学习、生活乃至课外教育的关键统筹者,他们布置的课内作业、课外作业、社会实践作业,构成了一个孩子“寻找知识”的导航图。所以,我们需要与教师深度链接,告诉他们植物园中有什么教学资源、如何获取、如何与他们的教学配合……这样,我们就把抽象的“博物馆资源与学校链接”,落实到了“教师与植物园”的链接。我们目前也开展了一些相关工作,比如教师培训,邀请学校的科学课教师来到植物园,先由专业科普人员带领,分类识别这里的植物、鸟类、昆虫、动物,再进行分组讨论:如何更好地进行青少年环境教育。教师们的科学素养普遍很高,他们一经深入了解,马上就有了很多创见,相关合作也就很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翟俊卿:植物园教育工作者要深入了解所在植物园的特点、收藏和展出内容,包括植物种类、植物标本、园林景观、展馆设施等,这样能全面把握植物园的教育资源,并为教育活动的策划提供基础。植物园可以与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并探讨如何共同开展教育活动,如学校参观、讲座、工作坊等。此外,还可以根据学校的教育需求, 定制适合的教学活动,可以根据学校的年级、科目和教学目标,提供丰富多样的活动,如植物观察、生态考察、植物分类学讲解、园艺体验等。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植物园为学校提供的教育项目务必要与学校课程的内容和教学目标相契合。这就需要植物园教育工作者在设计学校教育项目时,充分理解国家课程标准中的要求,熟悉来访学生的年龄、知识水平和兴趣爱好,安排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提供系统化的学习体验。植物园还可以为教师提供培训和资源支持,提升他们在植物教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如举办教师培训课程、提供教学资源和教案,帮助教师更好地利用植物园的教育资源进行教学。
      赵金丽:事实上,植物园不只是一座关于植物的“博物馆”,同时也是包括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在内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依托植物园内的丰富独特的教育资源,欧美的一些综合植物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结构体系。例如:以学校课程紧密衔接、开展合作式的园艺与科学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与科学素养,并强调植物园资源与当地学校的共享,同时为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服务等。


赵金丽老师在“雨林博物成长营”
活动中。
 
       版纳植物园依托这些科学、生物、文化资源优势,多年来与学校教育体系不断融合,通过线上线下、“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在西双版纳州、云南省乃至全国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科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活动。例如:围绕科学课程标准和劳动课课程标准,聚焦本土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主题,开展科普讲座结合户外教学为主的“成长中的望天树”“自然观察俱乐部”等活动;通过自然笔记进校园、科学教师培训、学生作品展等形式开展“西双版纳州青少年自然笔记大赛”;通过青年科研人员与中小学生和教师开展面对面交流的“植物园 + 青年科学节”;多年来通过这些品牌活动在西双版纳及周边地区形成较强的区域影响力,仅 2021 年便服务了近 30所乡村学校约 5000 名中小学生,培训了近 100名科学教师,为培养当地师生的环境素养与科学素养助力。
服务普通民众,培育社会责任
     《环境教育》: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标志着我国植物园发展迈上了新征程。对于公众来说,设立国家植物园能带来哪些益处?每一个普通人能够为国家植物园建设做些什么?
      陈红岩:对公众来说,国家植物园首先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学习平台。我们每年会投入资金,开展许多如“专家带你识花草”等免费公益教学活动。同时,国家植物园是我国生态建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持续高温等极端气候频发,让生态保护更加迫在眉睫。国家植物园在生态修复、物种保存、环境教育方面的大量工作,悄然保护着每个人的生存环境。普通人做到文明游园、认养古树名木等,就是对国家植物园建设的支持。
       国家植物园正在积极构建线上传播网络,包括公众号、视频等。2023 年我们推出《万物共生大讲堂》,是国家植物园倾力打造的生物多样性科学文化论坛,以“讲好中国植物故事、传播生物多样性之美”为宗旨,通过邀请植物、动物、各类生物及生物多样性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向公众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国家植物园致力于构建一个生物多样性跨界交流与植物科学文化思想持续发声的公共空间,在专家和公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向公众全景式展现、立体式还原中国悠久的植物科学文明和灿烂的生物多样性文化,把 “与自然共生、与万物共融”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传播好,把生态文明思想宣传好,推动全民生物多样性素养的提升,增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翟俊卿:我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植物物种丰富,国家植物园的设立将进一步强化对珍稀濒危物种的引种和保护,公众可以通过参与植物园的保护活动和研究项目,为植物保护和生态平衡做出贡献。同时,国家植物园倡导开展专业性的保护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公众可以通过参观植物园,了解和学习植物的生态、分类、特征和保护知识,进而提高对自然和环境的认知,并培养对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与责任。
       首先,作为普通民众,支持国家植物园建设最简单也是最有成效的做法就是经常去参观植物园,通过参观,不仅可以获得知识和乐趣,还能为植物园的运营提供经济支持。其次,民众可以参与植物园的志愿者项目和保护活动,如协助植物园日常运营、参与植物保护工作、支持教育活动等,大家的参与和贡献有助于植物园的发展和社会责任的实现。最后,人们可以积极参与植物园的各类教育活动,并将所学知识和体验传播给身边的人,通过分享和传播,扩大植物园的影响力,提高公众对植物和环境的保护意识。
       赵金丽:国家植物园经国家批准设立,表明该植物园在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公众教育、园林园艺展示和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基本功能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国家代表性、科学系统性和社会公益性。为更好地传播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国家植物园的使命定位须体现公益性的价值追求,提供与植物园功能相关的高质量社会服务,公众进而可享受优质的游览服务,参加深度的自然体验和教育培训活动,享用资源植物、园林园艺、科学研究等研发产品等,通过植物园内的多形式自然体验,建立自然联结、促进社交、提升个人发展等,进而提升公众身心在场的幸福感。
       植物多样性保护是国家植物园建设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任重而道远。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有责任也有能力参与其中。比如:在日常生活方面,外出可以自带餐具或水杯,减少使用一次性饭盒、筷子或纸杯;节约用纸,回收废旧纸张;节约粮食,拒绝浪费;参观植物园等自然地,了解并关注生物多样性。在保护行动方面,我们可以开展或参与多层面、多形式的植物保护教育与环境教育;参与线上线下的植物文化传播;以公众科学 (Citizen Science)形式,参与“就地保护”的监测管理与研究,志愿参与对珍稀濒危植物开展迁地保护、回归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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